因此，保持国史编纂的独立性，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事，刚好你们科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两家可以互相合作，把你们社科院的名气也打出去。”
王乐之在一旁也跟着说道：“听蔡伯伯说梁任公先生就是社科院未来的院长，而梁任公先生正是‘新史学’的提出者，刚好趁着这个机会对我们旧社会的史书编纂进行革新。”
蔡元培也语重心长道：“中国传统的史书编撰，从体例上可分为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类，实际上三者皆以政治为主，而其他诸事附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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