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城市成为中国不同朝代的首都跟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具有紧密的联系。此外,詹姆斯·菲尔格里夫以及斯皮克曼都在其著作中对“心脏地带”理论进行了回应和发展。
钱穆在《论首都》和《战后新首都问题》两篇论文中也同样将现代中国的地理区位划分为两个部分,并把西北地区视作关乎中国未来政治命运前途的“心脏地带”。钱穆对于中国历史上来自“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征服并统治中国内地的史实烂熟于心,但他尤其在意这一地区对于当时国家内部的政治地理意义。
经历了晚清左宗棠平定新疆到中华民国确立“五族共和”为立国原则的历史进程之后,现代中国的国家整合势必要涵括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内地,和以游牧文明为主的广大中国西北边疆地区,钱穆指出:“今既诸族共和,文化教育之陶冶最其先务,而政事抚辑亦不可忽。”钱穆对西北地区的深度思考切中的是抗战后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这一问题。钱穆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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